面对一年200例左右、一个月可能不到10例的住院产妇，加之高龄初产妇占比不断增加，魏铭（化名）所在的县决定将全县所有的分娩量集中到县人民医院，而加挂县人民医院妇幼分院牌子的县妇幼保健院则不再承担任何产检和分娩服务实盘配资门户，转为承担孕期管理以及其他妇幼健康相关的公共卫生工作。
“分娩量小、复杂病人处理不了，再坚持下去就没有意义。所以，要么转型、合并，要么关停、倒闭——这是当前不少县域地区妇产科面临的生存现况。”作为浙江某常住人口约百万级的县卫健局副局长，魏铭对第一财经表达了上述观点。
在城市地区，“大三甲”医院集中了更多胎儿宫内治疗、危重孕产妇等救治需求，却也面临医保控费压力。曾有地方妇幼医学中心负责人公开发声称，针对孕期合并症患者治疗中使用的保胎药，“一年可能会让医院亏损数十万元”。
更为难过的是民营妇产医院的日子。关停、破产、拖欠员工工资和药械企业款项、无力缴纳房租……近半年以来，在广东、安徽、贵州等全国多地，此类案例并不罕见。
从县公立综合医院妇产科、民营妇产专科医院到县妇幼保健院，各自面临的生存困境相似却又不同。
今年，“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被写入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为激发“生”的意愿，生育医疗费用也逐步实现从“十月怀胎”到“一朝分娩”的全周期保障。目前，这些需求端生育支持政策尚待显效，而供给侧的市场“优胜劣汰”压力已迫使各类医院将视线再次投向产科出路。
在多名受访业界人士看来，妇产医疗本就是一个相对同质化的赛道。面对分娩量下滑，各地妇产医院和妇产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延续“倒闭一批、转型一批、合并一批”的趋势。但在社会分娩总量减少的同时，孕期全周期服务以及高龄妊娠、辅助生育等也为产科转型带来新的需求。未来，产科市场的行业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而通过市场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整合“存活”下来的产科更能确保母婴安全。针对县域地区产科和新生儿科萎缩的现象则仍需更多倾斜性政策。
多地公立医院产科资源合并重组
国家卫健委于今年1月公布的《2024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23年全国妇产（科）医院床位使用率仅45.37%，显著低于专科医院的平均水平（77.65%），相当于同期儿科医院床位使用率（84.68%）“折半”。
数据背后折射出妇儿医疗服务的趋势性变化——依赖分娩量的产科无法维持原有负荷，而存量儿科服务受人口结构性变化影响小，甚至继续承压。
如果将时间周期进一步拉长，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梳理，2019年，全国妇产（科）医院床位使用率为52.24%，随后数年，该类专科医院床位使用率均未过半。相比之下，儿科专科医院的床位使用率从2019年的94.12%一度下滑至67.70%的低点，但在2023年回归至84.68%。
“要想养活一个小型产科团队，一年的分娩量也需达到一两千，否则一方面团队业务收入不够，另一方面团队一年也遇到不了多少复杂病例，医生无法成长。但目前，即便是前述分娩量下限值也有不少医院无法达到。产科病房床位空置率高直接导致多地妇产专科医院生存难以为继，该专科在不少公立综合医院管理者眼中也变成较为‘鸡肋’的存在——不能关停，否则医院等级评审时存在结构性问题，但又‘不讨好’，因为收费低，容易造成医院亏损。”知名妇产科专家、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段涛对第一财经表示。
段涛算了一笔账：在医保打包付费下，不少地方孕妇顺产收费两三千元，剖宫产收费四五千元，这其中还涵盖了一些医院的固定成本、“0差额”的药耗费等。原本收费标准就偏低的产科手术叠加分娩量“腰斩”，科室收入“跌跌不休”，而产科的人力成本支出又具有刚性，已经到了降无可降的地步。“至少两名产科医生才能完成一台手术，助产士需要三班倒，外加新生儿医生、麻醉医生等人员，一个产科团队最少要配置二三十名医务人员，且24小时都需要有一班十余人在岗。”
从产科医生总量来看，段涛认为“是过剩的”，这就需要推动区域内产科资源的整合以及业务的拓宽。
目前，全国多地公立医院间已掀起了“合并潮”。
2月初，上海市同仁医院刚刚通过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评审。而这一新晋的年轻“三甲”曾在1月底于微信公号上发文提到，该院副院长范晓就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历史沿革及现况以及两院整合工作进展等作专题汇报。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南院区（潘家园院区）已全面停止诊疗服务。对此，北京市政府网站去年年底曾发文称系该区卫健委对区域医疗资源进行的优化整合。
京沪之外，也有一些省份从全省层面谋划产科资源的机构间整合。
去年5月，浙江卫健委批复同意杭州市妇产科医院和杭州市儿童医院变更医疗机构名称和类别，原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从专科医院变更为妇幼保健院。目前这两家市属医院采取集团化运营模式，分为四个院区，统称为“杭州市妇女儿童医疗集团”。
而此前一年，湖南省已在2024年全年取消了50余家年分娩量小于100例的医疗机构的助产资质，支持49家妇幼保健机构加挂“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牌子。彼时，湖南卫健委表示，接下来将“科学调整我省产科儿科医疗资源配置标准,合理转移过剩资源,加快配置不足资源,保持基层妇幼儿童机构稳定”。
民营妇产医院艰难转型
与公立医院相比，曾一度“野蛮生长”的民营妇产医院则屡现关停。
根据最高法下设的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2月初，合肥丹凤朝阳妇产医院因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依法宣告破产。合肥中级人民法院披露的信息还显示，经调查，该公司注册地址“已人去楼空，无丹凤朝阳公司经营”，同时该公司账户余额仅剩2319.47元。
1月底，该网站还披露了一则信息：贵阳贵科妇产医院需支付121位员工约110万元左右的职工债权。
另据天眼查信息，这家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的港资医院同月被当地法院列为被执行人。除了贵阳，今年以来，在广东、重庆、江苏、湖南长沙、山东威海等全国多地，均出现了民营妇产专科医院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情况。
此外，近一年来，申请破产清算，或因拖欠房租、员工薪资、药械企业款项，或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等原因诉诸法院的案件，在全国多地时有发生。
即便是上市公司，业绩同样承压。根据新世纪医疗集团去年9月披露的2025年中期财报，当年前六个月该集团毛利为人民币8960万元，与上一财年同期的毛利相比，同比减少46.9%，“主要是由于儿科及妇产科医疗服务的需求减少”。
需求锐减、供给过剩，民营妇产医院运营思路出现转向。
去年12月，前述新世纪医疗集团旗下天津新世纪妇儿医院微信公号发文，正式由“妇儿医院”转为“综合医院”。
除了往全科方向拓宽业务领域，也有一些高端民营妇产医院开始拓展如特色肿瘤科、医美等“更赚钱”的业务线。同时，少数专注于辅助生育技术的民营医院也被部分市场投资者看好。
对于这类转型，段涛持审慎态度。他分析称，首先，民营妇产专科医院转型为综合医院难度较大。一是需要“另起灶炉”配置资源。尤其是针对肿瘤外科治疗，涉及多个学科并需要额外配置多项昂贵的检查设备，成本消耗大且医院在技术储备上不占优势；二是与客户和管理团队的资源禀赋也不相匹配。
其次，民营妇产专科医院设立产前诊断中心亦有难度。如羊水穿刺、基因检测等业务一般仅有当地公立“大三甲”可获批相关资质。
最后，生殖中心投入大，一般只有百万级人口规模的城市才能开展起来，且多省存在牌照限制，一些省份可能不到20张牌照，只有早期“入局者”可能获得政策和市场红利，而目前这一红利期可能已经过去。
所以更靠谱的业务转型可能是“向下谋出路”。比如产科下游的产后抑郁、产后内分泌调节、减重、医美整形、骨盆及妊娠纹修复等产科康复业务，还有老龄化趋势下针对更年期和老年期妇女的更年期门诊业务。
“但随着公立医院加大国际医疗、辅助生育、产后康复和医美整形等投入，民营妇产医院的客户可能会被虹吸，或在转型途中‘夭折’。”段涛说。
多重冲击下的县妇幼保健院
一年前，段涛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救救产科”的呼声。但并非所有医院的产科都有必要“扶一把”。他建议社会应将关注度更多投向县级及以下的医院——这里集中了中国约50%～60%的分娩量。
但与此同时，这些地区既存在基础医疗资源不足、危重孕产妇救治能力有限、妇产科和儿科专业人力紧缺等现实问题，又因开展收费项目少、技术难度低，鲜少被目前国家医保局所试点开展的产科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所惠及。
“我们县有三家县医院，其中有医院院长数次反映，希望将产科关停，但综合医院总归不能没有产科功能，于是我们将全县的妇产科和儿科服务集中到了县人民医院。”魏铭说。
2015年底国家出台“放开二孩”政策，魏铭回忆称，那时，妇产科和儿科曾一度成为该县的“明星科室”，公立医院扩充了床位数，民营妇产医院也出现起色。但好景不长，在2016年该县分娩量出现上涨后，次年分娩量再次回落。
魏铭称，当地的民营妇产医院已在这十年间相继关停，妇产科和儿科也成为当地公立医院间“烫手的山芋”。在该县人民医院“接盘”后，政府承诺给予相关科室医生每月500~1000元的岗位补助。
即便所有产科和儿科业务都由一家医院经手，魏铭表示，县人民医院依然“吃不饱”。为了解决床位空置问题，在“全院一张床”的政策下，该院产科和儿科床位长期被其他科室“征用”。今年，该县计划将妇产科业务进一步朝妇科方向倾斜，并将额外开设产后月子中心。理想状态下，这可以一定程度填补产科亏损。
但他仍顾虑重重：由于该县经济基础不错，不少高龄妊娠或经济条件不错的孕妇家庭选择去往城市医院分娩，技术水平难以得到锤炼的县产科的本职业务可能进一步萎缩，继而也就谈不上后续的增值服务。
河南某县卫健委副主任也对第一财经记者提到，过去，乡镇卫生院都能接生。医保报销叠加专项补助，产妇在卫生院平产分娩不需要交一分钱。“但现在，乡镇卫生院基本不接生了，大部分孕妇都选择去往县级以上的医院生孩子。”
随着生育支持政策不断深化，他认为，去往上级医院分娩的家庭成本持续降低，县域分娩量可能会更少。此外，农村妇女生育保障与职工生育保障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复杂产科手术在县域开展。
“但考虑到高龄产妇的分娩风险和县域产科及新生儿科的萎缩现况，将高危孕产妇及新生儿疑难重症病例上转至地市级中心医院，让基层妇幼保健院重点负责常规的孕产妇保健和轻症的儿科服务，是分级诊疗下的一个趋势。”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对记者提出了另一观点。
多重冲击下，县域政府办妇幼保健院功能和定位的调整，不同地区的做法有所差异。
魏铭表示，尽管政策要求每个县均需设有一家妇产医院，但面对业务下滑，当地的妇幼保健院已经养不起医生了。此外，当地妇幼保健院为财政全额补助单位。基于此，开展产科手术或儿科门诊，不但无法带来盈利，还会造成运营亏损。目前，妇幼保健院的医疗服务工作已全部剥离，转而承接更多的妇幼相关公卫工作。
湖南一县级市则采取了与魏铭所在县不同的做法——将县域综合医院的妇产科和儿科腾挪至该县妇幼保健院。
去年10月，湖南岳阳下辖的临湘市人民医院发文称，该院与当地妇幼保健院的妇科、产科、儿科资源进行整合，由妇幼保健院加挂“临湘市医疗集团人民医院妇女儿童中心”牌子，人民医院不再接受产科、儿科、新生儿科住院患者，仅保留门诊。
但无论是何种转型举措，也无论需求如何改变，是否会进一步集中于城市医院，多名受访业界人士均提出，县域地区均需要保证有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开展助产服务。
待解的难题
从根本来看，事关产科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医保支付政策和公立医院“国考”导向性问题仍待疏通。
“只要涉及产科收费，就会带上O编码，这导致相关病例的DRG收费通常比其他组别患者收费要低一个档次。越是产科复杂病人，科室亏损可能越大。”段涛说。
要么为医院增收，要么为医院“国考”贡献更多的四级手术，对于自负盈亏的公立医院而言，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科室大体就可纳入“有钱途”的科室。
而产科，既“不赚钱”，手术难度系数和CMI指数也不高。
“从‘国考’的角度，产科手术大都为一二级手术。但这完全等同于产科手术复杂程度和资源消耗小吗？并不尽然。在美国，生一个孩子需要6万~8万美元。国内产科技术水平并不低，但因为一直沿用并不完全科学的历史分级标准，导致产科的手术难度分级和DRG分组中的支付标准都偏低了。”段涛说。
国家产科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高龄产妇比例从2016年的11.4%增加至2023年的16.3%，如果按当前每年1.5%的增幅，2030年我国高龄产妇比例预计将达到26%。
随着高龄孕产妇比例明显抬高，妊娠合并慢性疾病的情况更加普遍，不孕不育与辅助生殖需求快速增加，产科手术难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单个孕产妇所需的医学评估、产检频次、监测手段和应急准备等支持也在增多，这些服务的开展均需要支付端的支持。
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推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医院薪酬改革。不过就产科而言，段涛认为，目前落地效果不彰。
由于多地产科和新生儿科医生、助产士等待遇偏低、职业晋升渠道不畅，叠加产科手术的高强度、高风险等问题，相关专业人员的流失现象并不罕见。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等去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称，从最新统计数据看，2022年全国助产技术机构为20815家，相比2021年（21932家）减少1117家。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妇幼保健相关专业医学生数量和从业人员的减少，并进一步影响妇幼健康事业的长远发展。
除此之外，从母婴安全和“国考”评级角度去看产科的发展目标，存在一定背离之处。
“比如，产科的子宫切除术是四级手术，但我们希望这类手术少发生，甚至不发生。一旦发生，甚至可能会引发医疗官司。站在母婴健康角度，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增加自然分娩比重，减少剖宫产发生率，减少危重症产妇出现概率。”段涛认为，摆脱“一刀切”的监管思路，根据学科特征优化考核和支付标准，是推动产科可持续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除了聚焦公立医院的服务保障外，金春林认为，民营妇产医院的转型也需要更多政策创新和市场关注。
“目前生育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但对医院收入提升作用不大，未来有条件的地方能否将生育补贴与购买民营医院服务相结合？针对民营妇产医院开设产前诊断中心和生殖中心的诉求，能否获得公立医院医生多点执业支持和牌照限制的放宽？针对个性化、高端化产科服务需求，商保又能提供多少错位保障？”金春林提出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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